起訴男同學言語性騷擾後她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判決

2025-08-24 |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2月，一場女性起訴被性騷擾的案件在中國成都與馬來西亞分別開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決。

起訴者叫劉婭嵐，出生於1996年，曾是一名高校教師，2024年停薪留職到馬來西亞讀博。她指控與她一起讀博的同學肖淋在讀博期間給她發送具有性騷擾意味的微信。她向兩地法庭分別提供了相應的事實材料。

2月20日，在一審開庭後的當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駁回了劉婭嵐的訴訟請求。判決書中提到，本案中，肖淋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劉婭嵐住過來、包生活、一起旅游”等，雖然帶有一定的親密性，但結合社會一般認識判斷，並未直接涉及性行為或性本質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確表達性脅迫或性威脅的意思。法院認為，肖淋不存在除聊天以外的其他騷擾行為，難以認定構成了持續性的性侵害。故劉婭嵐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肖淋行為構成性騷擾。

4月10日，馬來西亞反性騷擾審裁處宣布了判決結果，認為“被訴人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4月11日期間向申訴人發送短信和視頻的行為未經申訴人同意，對申訴人構成冒犯，因此構成性騷擾。”

北京市中業江川（重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楊小慶是劉婭嵐在國內的一審代理律師。她告訴本刊，在國內，法律對性騷擾的界定通常有三個構成要件，一是涉及的行為具有性本質內容，二是違背相對人主觀意願，三是造成人格侵害。法院的判決是從這幾點出發。楊小慶說，本案確實是她處理過的涉及性騷擾內容最為隱晦的案例。楊小慶告訴本刊，馬來西亞是英美法系國家，采用判例法，在判決書中也提到了類似案情的案子，幾個案子都被判為性騷擾，因此，本案原告的主張也得到支持。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律師呂孝權告訴本刊，兩個不同的結果，實際上與國內對“性騷擾”事件的認識程度有關。在國內，“性騷擾”事件在社會上一直廣受關注，但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數量並不是太多，我國司法體系對於性騷擾的審理和認定也起步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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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孝權說，2005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但並未對性騷擾的含義進行界定。同時，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民事訴訟中並無獨立的“性騷擾”案由，因此，遭受性騷擾的當事人通常以“一般人格權”“特殊人格權”或“勞動爭議糾紛”為由起訴，案件的論述邏輯重點往往不在性騷擾上。例如，職場女性遭遇性騷擾後因維權被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在法庭上雙方爭議的焦點可能主要聚焦於用人單位單方解雇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解雇，性騷擾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事實爭議，而不是全案的焦點。

“以2019年1月1日作為分界線”，呂孝權說，在這之後“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成為獨立案由，司法實踐才取得突破。呂孝權發現，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編人格權編）》自2021年施行，才首次從國家立法層面對性騷擾做出界定：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明確責任”。

但在呂孝權看來，這一法條對性騷擾的界定依然不夠詳細與清楚，導致不同的辦案機關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適用，沒有接受過系統性別平等觀念和實操審理技能強化培訓的法官就可能對法條做狹義解讀。呂孝權認為，“性騷擾”中的“性”應該做相對廣義理解，如性含義、性內容、性要求、性暗示等。呂孝權告訴本刊，2023年3月，人社部、國家衛健委、最高檢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的《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第二條在民法典的基礎上對性騷擾行為的界定做了進一步細化——“違反他人意願，以語言、表情、動作、文字、圖像、視頻、語音、鏈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產生與性有關聯想的不適感的行為，無論行為實施者是否具有騷擾或其他任何不當目的或意圖。”但這一參考文本，僅有參考意義，“沒有法律強制力”，呂孝權說，司法實踐中，辦案機關都會優先引用《民法典》《婦女權益保障法》的相關規定來界定性騷擾行為。

在過去的一年半的時間裡，從感受到同學的冒犯、到決定起訴對方性騷擾自己，再到經歷兩場不同的判決，劉婭嵐對於女性維權、性騷擾的司法實踐也有了新的認識。以下是她的講述：

越矩的同學

2025年4月10日，在法庭上，當我聽到馬來西亞法官明確地說肖淋存在性騷擾行為，要向我道歉，我長久壓抑的心情才終於舒緩。